我想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我觉得难以置信。
“我。”
“你要跟我说在这些人对付你的时候，你还有时间弄一个假身份？”我说，“还是在你受审的时候，一切已经都弄妥了——”
“我不会这样跟你说，是我的朋友吉米帮我弄的，他是在我上诉被驳回以后开始办的，直到一九五〇年春天，他都还保管着这些身份证件。”
“你们的交情一定很深，因为这样做绝对犯法。”我说，我不敢确定他的话有多少可信——大部分是真的，只有一点点可以相信，还是全部都不能相信。但那天太阳露脸了，是个暖和的好天气，而这又是个好故事。
“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安迪说，“我们打仗时就在一起，去过法国、德国，他是个好朋友。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但他也知道在美国要假造身份很容易，而且也很安全。他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资在彼得·斯蒂芬名下——所有该付的税都付了，因此国税局不会来找麻烦。他把这笔钱拿去投资时，是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到今天，这笔钱已经超过三十七万元了。”
我猜我讶异得下巴落到胸口时，一定发出了“砰”的一声，因为他笑了。
“想想看，很多人常常惋惜，假如他们在一九五〇年就懂得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