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此次彻底定性那帮“斜封官”的卑劣，之前几个正直的朝野人士已“不谋而合”地做了两件影响较大的事，作好了充分的铺垫。
第一次是两月前，洛阳府的姚崇上书言东都周边郡县吏治败坏、贪墨成风，更有汝州刺史为了巴结上官强抢民女。姚崇在官场和文人中都颇有清名，说话和文章能做到公心为凭，所以他的奏章影响不小，朝野内外对那些下放到地方的“斜封官”的能力和品行更加诟病。
第二次是岭南文人张九龄的文章《三河赋》。张九龄七岁能文，诗歌文墨在岭南早有名气，长安也有人知道他的名头。
张九龄的名气还在其外，这时候他的名气没法和姚崇比，他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写文的来源：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跟着运粮船队从岭南一直走到了长安，实地考察了运粮路线的艰辛，其中包含了沿途风物、人情、苦难等等详尽的描述，痛诉了贪官污吏贪婪无度鱼肉百姓，充满了对民间大众的怜悯和同情。其文章洋洋洒洒数万言，有凭有据，文辞优美、感情真挚，文化和现实价值都非常之高。
《三河赋》一出，长安纸贵，宣纸价格暴涨三成。印刷商大发其财，更有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买不到印册，到处借书誊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