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甚？
左右无策，一日王昌龄便在官署中对张九龄说：“自从刘相公主持革新‘三政’（盐政、河政、粮政）及钱法两税法施行以来，轻徭薄赋利国利民，天下未有怨言却大幅提高了收入，国库今年岁入预计可达三千八百余万缗。照以前的国家用度，这样的境况早已富足并有余，可而今军政两边臃肿庞大，竟到了穷窘之地。”
张九龄时不时点点头，并不言论。
王昌龄又道：“大头还是战争军费，数年以来屡次开边，动辄花费百万缗，尚且不算地方民夫劳力财物。本来是百年功业的大事非得短年月之内强求，若非大唐国力强盛恐已到民不聊生的地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劝谏薛郎莫要好大喜功，应该民生安泰为本，稳定周边以和外交，同时裁撤臃肿的官府及军府，盛世不远矣，这也是咱们作为谋臣的本分；而不是去怂恿他的错误。”
他说了一大通大道理，不料张九龄不置可否，却忽然左顾而言它：“你认不认识季真？贺知章啊。”
王昌龄愣了愣，沉默了片刻，没弄明白张九龄为什么要岔开话题，难道我说错了：或者此中不仅牵涉国泰民安的原因，还有薛崇训掌权的考虑？
他一时没想明白，便呼了一口气冷淡地答道：“未曾见过面，但见过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