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接收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实行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而在这关键时刻的具体负责人、执行者便是曾就读美国高校的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的曹嘉祥，由他出任天津巡警总局首任总办（后天津巡警总局改为天津南段巡警总局）。不过这位天津第一任“警察局长”在任上仅呆了八个半月，就因贪腐问题被百姓轰下了台，成为中国第一位因贪腐被撤职下台的“警察局长”。
巡警总局的设立和运行，使得天津的治安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让刚刚经历战争创伤的天津民众，从动荡紊乱之中逐渐平复过来，巡警确实起到了旧式保甲、团练无法起到的作用。
1905年，巡警制作为成功经验，全盘移植北京———几千名天津警察直接开入北京执法。1906年，朝廷准许在“奉直两省”试行地方自治，袁世凯立即成立了天津自治局。自治局一面编印《立宪纲要》等书，派员到天津城乡各区宣讲自治要义，一面由州县派人来局学习，四个月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