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也是饥民处处。剿贼，武力只是三分，要紧的还是政治清明，地方官所用得人，赋税也要减免几分……这事儿，吾辈同仁已经数次上书，言及民间之惨，请皇上加以赈济，不过，效果极差啊。”
这种深层次的交流，刘泽清就有点楞神了，他关注的只是人事层面上的事，对政治和军事上的根本之事，那就缺乏了解和关注了。
其实当时的士大夫也并不是没意味到民间疾苦，也不是没有看到民间惨况，而且也是知道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的危险程度是与日俱增的。在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这三年间，河南一省受灾最重，湖北北部和皖北其次，在这广大的数千里方圆的地方，到处都是饥饿的流民，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土地龟裂，生民十不存一，耕牛种子死光吃完，种种凄惨情状，令人见之而忍不住泪下。
这种程度的灾害，官府就算加以赈济都免不了会产生问题，更何况从十二年底到十三年就开始加征练饷！
七百多万两白银的练饷！
此时三饷已经全部加齐，一共是两千余万两的赋税，这些赋税并不是加在宗室或是外戚身上，也没有加在士绅和巨商的身上，而是加在了农民和普通商人的身上！
天下骚乱，用刘泽清的说便是坐在了火药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