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号，她再次要求我脱上衣，我脱了。”
“1月28号，总教练马晋鹏说我目前的状况不适合高强度训练，停了我的集训课程。”
“1月29号，苗萍再一次把我叫到医疗室，问我最近怎么样，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我说没有，但是马教练让我休息。她说再给我做检查，如果我的状况不属实，她可以向总教练开一张证明，证明我可以参加训练，能够比赛。”
“她让我脱衣服。”
“她说检查第二性征发育，让我脱裤子。我怕证明开不出来，也脱了。”
“1月31号，我自己主动去问什么时候能够开证明，苗萍说要对我进行心理测试，评估比赛风险。我问她，是不是每个运动员都要做这些，她说是，说做了就能打比赛，不做很可能要刷下来。”
“我信了，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一直到2月9日，我才发觉别的运动员不会被叫走做检查。”
“可我每天都要去脱衣服。”
“我没有权力说不。她是队医，她说我状况不好，身体有伤，我就只能看别人上场。”薛业试图从苗萍的脸上找到情绪，哪怕是后悔、害怕，但是没有，她和马晋鹏一样，用断绝交流的方式逼控诉者发疯。
但这一回，他不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