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立国以来亦是如此，这便导致了关中绿化率急剧降低，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渐贫瘠化，单产早已非秦汉时期可比，加之大唐始终实行的是关中本位主义，这更导致了关中人口的急剧增加，土地资源日渐窘迫，贞观年间尚还勉强能应付，可到了显庆年间，关中的授田制几乎已是名存实亡，朝堂再也拿不出新田来授予新增之人口，粮荒日趋严重，必须依靠从南方调大批粮食方能勉强支应，这正是漕运兴起的根由所在，只是其中的艰辛与碍难却是大到了极致，纵使有着隋炀帝所开出来的运河存在，算是给漕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一斤米从江南运到京师，成本竟涨了近乎十倍不说，还没法做到及时供应，说是朝廷的一大心病也绝不为过，早些年，高宗曾数次在朝堂上提出过此事，以图集思广益，却均无太多的建树，遂搁置到如今，实际上，高宗常驻洛阳也有着“赴食”的意图在内。
李贤若是真能解决得了漕运问题，不单可平白得到天大的功劳，更能趁机将整个户部揽入怀中，甚至连工部都逃不过李贤的渗透，好处无疑是巨大无比的，但是，李显却并不以为李贤真能办到此事，只因其中的关碍实在是太多太烦了些，哪怕是久经历练的宦海好手都难以驾驭得了那等烦难，就更别说李贤这等政堂菜鸟了，李显记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