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便把这个发现写在字帖里，留待后证。”
我大概能猜到戴熙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文人小心思——胆小怕事，却又爱惜自己名声。他写了字帖秘而不发，等到别人站出来证明《清明上河图》确实是残本，戴家子孙便可以公开此帖，证明戴熙才是这个秘密的第一发现人，既安全又青史留名。
戴鹤轩又道：“戴熙后来回到杭州养老，没想到闹起太平天国。他被迫投水自尽，大齐通宝从此消失，和大齐通宝搁在一起的字帖，也同时失踪，再无踪迹。好在这段故事因为被戴以恒写进笔记里，得以流传下来，我们戴家的人都知道。1951年国家鉴定《清明上河图》的时候，我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参加鉴定组，忽然想到了戴熙的这个典故。不过那个时候政治气候特殊，我不敢乱发表意见，残本一说，我只跟鉴定组的组长郑振铎先生略微提及过，可惜证据不足，他未能尽信，没有正式提出讨论。等到真本的鉴定结果一出来，我待在那里也失去了意义，便找个借口回南京了。”
“残本之说，刘一鸣也不知道吗？”
“我没跟他提过，不过以他的嗅觉，肯定隐隐觉察到我戴家和《清明上河图》之间有什么渊源——不然他现在也不会专程把你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