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
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四川因为川盐济楚之后便遭到了淮盐背后利益集团的打压，导致川盐只能在附近贫困省份买卖，盐税平均1.2两上下，湖北之前因为不是产盐省份更是只有0.27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但是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
除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盐商联手打压川鄂之盐。
郑万瞻叹息一口，“川鄂盐务乃开百年旧制之先河，传出经略使欲革新盐务的说法后，各方势力争相联手打压我川鄂之盐务，四川我且不提，但只说湖北盐务吧。经略使可能不知道，国家税赋容易计算，历年都有积档，但规费、报效等，并非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收入，而是流入私囊，准确数字难于计算。雍正年间曾加以整顿，将查出的规费收归国有，总数约和正税相等。以后历朝都有整顿，但都不能禁止各级官吏在此之外索取。很显然，规费虽然最后都通过增加盐价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