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上诉，他要倾全力为派普等人争取减刑。他的家人和朋友恨不能理解他这样的举动，有些人甚至当面斥责他的行为，但艾尔维特却坚持着自己的选择。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获得公正的审判。他对周围的每一个人说自己坚信派普和“马尔梅迪的孩子们”是无辜的，他一定要还他们一个清白。
在上诉的过程中，问题接踵而至。来自各方的压力使艾尔维特少校举步维艰。华盛顿的一位参议员表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不允许那个“德国上校”走出监狱。幸好国内还有一些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一些前党卫军军官在逃脱了制裁，自己的社会地位逐渐稳定之后，开始偷偷联合起来替派普出头。但直到现在，不论是控方还是辩方，谁都没能彻底搞清楚，那74名战俘到底是怎么死的。他们只知道，几十个鲜活年轻的生命，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永远地消逝在了阿登森林的上空。
与此同时，施特雷洛和梁紫苏从遥远的美利坚回到了德国。战后，德国经济缓慢而艰难地复苏着。被美、英、法等国占领的西部地区的情况显然要比东部的苏联占领区好很多。城市在重建，人们逐渐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当施特雷洛看到已经被修缮完毕的家，和安然健康的父母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了。他们热烈地拥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