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打包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籍上市引起了列强的骚动。此后，法国、美国、日本、当时的沙俄等国家均派人前来莫高窟“考察”，借机掳走大批精美古籍。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道士等获得了五大箱写本文书。虽然，大部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并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少部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这是我结合了多部资料总结出来的。诚然，王圆箓并非贪财之人，他只是身处世外的出家人，只是一心为了修葺庙宇，让莫高窟香火再续，只不过阴差阳错地导致了国宝外流。我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而后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