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
这一来二去，沈世明慢慢摸透了李永吉的一些习惯跟喜好，在一些小事儿上就不上报了，但却留下卷宗，平时跟李永吉通话的时候，就只陪李永吉说他感兴趣的话题。
就这样，由于李永吉自己的放权，沈世明这才在国内渐渐掌权，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开始对国内官僚机构以及施政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也就是推行简政跟人治，减少朝廷跟民间的对立，尤其是减轻知识分子的敌视。
因为在沈世明看来，皇帝李永吉搞的那些东西，太过繁琐。也太过严苛，如果都按照那些办法来，不说行政人手大大不足，就算足够了，也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老百姓不一定会买账，很可能把一个好的法律变成一个坏的恶法。
毕竟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还不太理解权力与义务的关系，也没啥国家主义的概念，所以管的过多的话。弄不好就弄巧成拙。
因此，沈世明的施政理念，就是让朝廷官员尽量的少管闲事儿，反正如今中华帝国的主要财税来源又不是通过地税跟人头税，而是靠皇企、国企上缴的增值税以及贸易税、奢侈税这些，跟普通老百姓没太大的直接关系，那倒不如干脆让朝廷抽身出来，免得到时候惹得一身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