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春归。襄阳南大门，在时断时续的阴绵春雨中，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位耶稣会的传教士，连同沈容、刘济源l两位虔诚信徒，在十几个强壮有力的信徒陪伴下，终于上路了，离开他们呆了小半年的襄阳，向着湖南，向着更南方的广东挺进。这让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心情十分舒畅。
他们三人中最早的来到中国澳门的韦斯汀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时间，最短的骆尼阁也有十五年时间，他们三个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韦斯汀甚至还会说广东的粤语和南京官话。在这个时代，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可是比七八十年后踏着他们的旧迹走进中国的后辈们要高尚的多。因为这个时代的传教士只是很单纯的传教士，没有那么多的鬼鬼道道，至少他们的心没有那么‘大’。
西方传教士在满清开国初期经历了南怀仁、汤若望几人的短暂辉煌之后，随着康麻子的龙颜大怒顿时损失严重，等到雍正初期的二度禁教来到，耶稣会几乎全面退出了中国地方，除了澳门这个巢穴外只剩下北京城里还有点颜色。到了乾隆中叶，耶稣会也远远没有恢复起原先的势头。
但是你不能不说这些人的韧性绝对是一流。随着乾隆时代的到来，中国对于耶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