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上到南京北京,下到普通一小县,都有一份份的报纸在买卖,一家家被教化司点名的茶馆在宣讲‘政策’。三年的时间对于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很短暂。可对于一个人的习惯养成,很漫长。这三年时间里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养成了看报听报的习惯。
不仅是城里,乡下老农们也是一样。因为陈超有乡官这个东东,有下乡工作队。
陈鸣不知道儒家子弟、那些读书人有没有发现,他们在舆论上的话语权,在三年里已经被无形的消减了很多。但事实和潮流却是无法逆转。报纸以一种更快、更普及、更具有吸引力的形象站到了与读书人的话语权争夺前台。前者的话语权虽然还没有被完全夺走,他们也在经营属于自己的报刊,但整个阶级在与后者的竞争中已经落於下风趋于劣势,却是不可避免的。
报纸的影响力,报纸的作用,在这项政策的“出台”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没有了一手遮天的舆论引导力,读书人的地位就已经在一点点的崩塌之中。
而且陈鸣准备的还有后手。政策出台两日后,南京城里立刻的就有人站出来大张旗鼓的举报自己的上官,举报自己的同僚,举报自己的老板,贪污受贿、贪赃枉法、损公肥私和偷税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