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