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立”之辞可见其心虚。吴国杨行密将天子特使李俨留在淮南，“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辄以告俨，于紫极宫玄宗像前陈制书，再拜然后下”。这是依托天子使臣并告拜帝像之后行墨制的一种方式。在后蜀政权中，“俾行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县之官，凡黜陟幽明，许先行而后奏”。有些地方政权行墨制而史书不名，赖后世所记。元人柳贯在《待制集》卷一八《吴越国命官墨制》中就载：“秦汉而来，每命一官，辄刻印，使佩之其章绶，率有差等。隋唐军兴，始用板授，后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趋于便矣。吴越以墨制命官，史既阙书。”论及吴越国行墨制之事，可补史阙。柳贯对吴越行墨制之事乃是“趋于便”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晚唐、五代所行的墨制实际上就是地方割据者公然抛开朝廷，明目张胆地自行发号施令。
由于晚唐、五代地方权力扩大化，墨制的使用不仅满足于辖内任官，而是扩展到政令运行的各个方面。据《新唐书》记载：“华原，畿。……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以县置耀州。美原，畿。……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以县置鼎州。”宋人宋敏求在《长安志》卷一九云：“天祐中，李茂贞墨制以奉天县复乾州，领奉天一县。”宋人江休复《嘉佑杂志》卷一记载：“李茂贞墨制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