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仓庚有京抵之饶，关辅致珠玉之润”。玄宗特下诏褒美，但却不把这个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可知唐朝并不是真正重视这一成功经验，更不准备走自己发展经济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权的立足基础——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据，仿佛孤注一掷般完全放在“岁潜东南之粟”一着上，竟然没有注意到江淮漕运是不可靠的，以此为国策，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唐都关中，江淮槽运不能直达，漕运全程，明显地分为三段，只有大运河一段是畅通的，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极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国基础和生存依据放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漕运上，这就铸定了唐朝必然是一个基础脆弱，随时可能倾覆的政权。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尔涉猎得来，而穿越之后因为切身体会，才真正开始仔细思考的。如今身为河中节度使，心中又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对于这些国家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就考虑得更多、更广。他觉得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富国、利民、长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发展经济，以奠立一个地辟、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巩固基础，特别是当遭运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朝廷的存亡已经遇到严重危胁，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辙，速谋自救之道，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