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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时期重用以李德裕为首的宰相班底也连带提高了中书省的权力，宦官北司的权力也相应被削弱。而李晔时期的宰相们，好一点的都被害死了，剩下的庸相们加在一起再乘以二恐怕也顶不上半个李德裕——准确的说自会昌之后大唐再也未出过真正意义上的名相。大唐自黄巢之乱后宦官权力也一度达到鼎峰，虽然迅速衰落，但同时南衙也一并衰落，相对来说以朝臣为首的南衙和中书省也无力抗衡北司。因此以宰相为重的政策在李晔当政时期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再如李曜刚才动问的宦官问题。大唐在黄巢之乱前，皇帝对于宦官集团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位的皇帝能力还算不错的话，一般都不会被宦官控制，也能执掌朝政，地方藩镇的实力也不能对中央政权构成致命危胁，宦官也未完全掌控朝政大权，这也为削宦创造了可能，但在大中时宣宗对会昌之政进行全面清算，也连带废除了武宗的削宦政策时，大唐就已经丧失了最后一次削宦良机。并且黄巢之乱后大唐与宦官集团已连为一体，两者互相依存，宦官需要靠着大唐这面旗帜继续享受荣华富贵，而大唐则要依靠宦官手中的权力——神策军——苟延残喘。所以李晔的削宦行动也只是加速大唐灭亡而己。
不过总的来说，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