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洋变成崇洋，这段故事才渐渐被人忘却。翁文灏生于1889年，少年时自然听过老学究讲述这段‘气节’往事，但后来则渐渐遗忘了。
朝鲜大使朱进秀送往礼便告辞了。在他看来，中华毕竟是上邦、是母国，朝鲜再造全赖母国倾力相帮——虽然神武四年中日和谈后还剩下不少利益在日本手中，但中日瓜分俄罗斯草原总督区的背景之一便是日本承诺放弃在朝鲜的各项权益和既得利益，如此才获得四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日本资本走了也不是说中国资本就进来了，杨锐不但勒令国内资本禁止操控朝鲜实业，还贷款帮朝鲜自我发展，关税同盟也留了不少时间给朝鲜。
此再造确实是毫无私心的再造，不是你抢我夺尔虞我诈。带着这样的尊敬，朱进秀即便讽刺嘲弄也仅仅是点到而止，而他这边走了翁文灏却看着那块斥和碑伫立不动。碑文上那‘主和卖国’的四个大字与胡适等人老在他耳边说的‘和比战难’四个字，同时出现于他的脑海里，四个字打四个字，战的是难分难解，是以翁文灏当场石化了。
“总理，里面还在开会呢？”有些明白他心思的王云五提醒道。
“哦，开会啊。”翁文灏良久才答应了一句，最后道：“还是散会吧，我想静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