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一新去了云南的那个小学，找到了负责人，询问翁啸的情况，那位老师说翁啸去年来过几次，今年没有来过。
无功而返，回去的路上看见放学的孩子，排着队伍，蹦跳着从路边经过，他一眼就看见他送她的围脖和帽子，是他在一家手工编织作坊给她做的，不是大路货，头上的毛球还和当初一样五颜六色。因为山东的冬天不是特别冷，翁啸很少戴，他还埋怨过她。
韦一新停下车，又返回学校。问那位老师，翁啸是否邮寄过东西来，孩子们戴的帽子是不是她寄来的。那老师告诉他是上个月刚邮来的，他想要看看包裹箱子，老师就带他去了一个仓库，堆满了一些没用的书、报、废纸。两人在一片灰尘中，翻出了几个箱子，终于找到了翁啸的名字。如获至宝，拍了照片。韦一新没有回山东，直接去了河北，箱子上所显示的地址。
十一月的北方一片萧索，和他刚刚离开的南方完全是两个国度。他不敢贸然见她，发现她依然住在一个偏远的小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几个瘪柿子挂在上面，想来租金一定是便宜的，可是安全就有待考察了。每天的固定时间，她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出门，到不远的一家加油站上班，有时候还要上晚班，他远远的跟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