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也没保存多完整。
因为当这些经书从敦煌藏经洞搬出运往北京的时候，一路上，也莫名失踪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官员中饱私囊，私吞收藏。
对于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的三人之间的故事，在敦煌一待就是十几年的马世昌只会比苏亦更加熟悉。
甚至，还有不少是苏亦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聊着聊着，都聊到伯希和跟宿白先生的师承关系了。
“啥情况？据我所知，宿先生应该没有法国留学经历吧。”苏亦问。
马世昌说，“宿先生没有，但是他当年的老师冯承钧先生却有，冯先生早年留法的时候，可是师从伯希和，归国后还到北大任教，擅长边疆史地研究，也是著名的学术翻译家，冯先生在抗战期间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南迁昆明，一直留在北大任教，直到46年去世，冯先生不仅对宿先生的学术方面有巨大的影响，还在工作上给予不小的帮助，当年北大从昆明回迁的时候，原北大的不少师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当时，作为研究生的宿先生也没有着落，好在有冯先生推荐，才能在北大图书馆获得图书编目的工作。”
苏亦恍然。
弟子不必不言师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