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激烈的党争，将政治斗争与学术争执混为一谈。
沉寂许久的陈昭夏在《大宋时代周刊》中又发表了署名文章，文章中尖锐地指出，王安石变法失利的原因不在于王安石滥用小人，而在于那些正人君子“袖手旁观”甚至于掣肘反对。他在文中极激烈地说道：“时之变也，原当君臣一心中外一体，举国之力而求变法之利，有何不可得之！彼等拘于学术之争，专于党派之斗，冷眼旁观，袖手不顾，使君王无君子可用，名臣无贤臣相佐，故小人如吕惠卿、蔡京之辈得以幸进。坏新法者岂小人乎，实为彼辈君子也。若使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皆鼎力相助，前有司马欧阳提携，后有二苏佐辅，使新法之善者得继而恶者得正，我大宋何来靖康之耻？”
“道不同不相与谋，此道者，乃天理大道，而非学术小道也。司马、欧阳、王安石、苏轼者，皆心怀致君尧舜之志向，拥兼济天下之抱负，道实相同也。然而彼等不分大道小道，以政见相左为道不相同，故此致使君子内斗而小人得利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于治国政见可不同也，于报国济民大道不可不和也。”
这次陈昭华的矛头不再是朱熹这位理学大家，而是直指大宋百年前的名臣们，那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