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难道说得不对吗？我们和洋人们的地位平等了吗？我们能同洋人们站在同等的地方畅谈人生了吗？我不清楚你们究竟在回避些什么，也不清楚你们究竟还要回避多久，但至少我是敢承认的——锦颐先生说得没错，我们都是懦夫！”
——“我们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假象里。在这个假象里，我们一边幻想着华夏仍旧是世界强国，一边对洋人们俯首称臣。我们用最后的假象来遮掩我们的懦弱，用最后的假象来成全我们可悲的自尊。我们对这样一个假象赖以生存，所以当谢锦颐先生将这个假象打破以后，我们便理所当然的指责她残忍。没错，我们是懦弱的。”
……
生活在上海的如许多一流文人们，在谢锦言的领导下同时站出来为锦颐发声，其效果不得不说是惊人的。他们的底蕴是深厚的，在他们的身后，总有着很多对他们极为推崇的读者。当他们开始愿意为锦颐发声的，那便是他们身后的读者愿意深思的开始。
于是，在那些愿意回首反省的读者们深思过后，支持着锦颐和《平等》的人便不知不觉的多了起来。虽然那些对锦颐和《平等》或怒或骂的言辞仍旧占据着上风，但两者之间也隐隐有了一种分庭抗礼的趋势。
而这种趋势，是在四天之后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