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名钓誉”，不能做完全驯服的奴才，就是因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理学人格。“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和皇帝辩论。雍正斥责他“只图沽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顾，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专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碍的最便捷途径之一。为了打击杨名时的“道学气”，雍正刻意制造大案，借杨名时的政敌举报杨贪污受贿之机，将杨逮捕。以杨名时“得过盐规银、税规银和平余银约计八万两”及收受了下属范溥的几样礼品为罪名，定为贪污罪。其实，收受陋规一事，律无明文，事在定养廉银之前，其时各省皆然，这项陋规收入，也大部分是补贴了公众支出。而收受下属几样礼，也是当时官场的常事，以此定罪，显然是故意周纳。
把杨名时打为贪污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过办案，搞臭杨名时的名声，把他从“真道学”打成“假道学”，以杀一儆百，打击大臣们的“自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审案官，在审问时，对杨名时极尽挖苦打击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