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求使杨名时出“洋相”。
雍正认为，一杀掉杨名时，有可能使杨名时成为“比干”，遂了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心愿。所以对付杨名时此等“种类”，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誉”，不择手段地恶心他、作践他，让他“假道学，真光棍”的“丑恶面目”大暴露，让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确实虚伪可鄙，也让他本人都自惭形秽，精神颓丧。承审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仅让当堂观审的“闻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而且整得杨名时哑口无言，低头认罪。
乾隆之审问尹嘉铨，其灵感完全来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雍正对待大臣之严酷苛刻，本已经登峰造极。乾隆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为了保证大权独揽，乾隆皇帝上任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离，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