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出现过的世界多种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滑坡式的倒退。
郭嵩焘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倒退，因此特意写了一本书叫《使西纪程》来介绍西方文明。没想到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翻译名词，引起了中国上层文化界一致而又强烈的反弹。那些名词，是中国原有词组里所没有的，却反映西方文明新成果，例如“赤道”、“经度”、“纬度”、“国旗”、“新闻”等等。郭嵩焘首先用毛笔把它们写出来，就成了对中国语文大逆不道的背叛。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用中国字写下这些词汇，“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实在是一种完全失控的愤怒。另一位高官张佩纶，也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也极为保守，认为郭嵩焘这样的“悖谬之人”，“势必混乱人心”。
郭嵩焘的“悖谬”，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翻译名词外，还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他的副手刘锡鸿曾经揭发他十大罪状，其中最严重的是在国外参加一些活动时遵循了西方的一些习惯，例如对没有官位的军士表示尊重、与外国商人握手、用外国银器装着外国糖果待客，等等。中国文化，在这里成了极度敏感的警戒线，那么令人厌烦。唐代玄奘翻译佛经时发明了多少词汇？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