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多少用汉文写出的数学命题？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反而不可以了？这证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太弱太弱，弱得连一丁点儿自信都没有了。但是，既然有过了玄奘和徐光启，那就能反过来证明，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表现出来的不良文化生态，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性。
郭嵩焘在欧洲外交界大受欢迎，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成了欧洲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人格媒介。只可惜，当时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都已经腐朽，使郭嵩焘立即成为围啄的对象。郭嵩焘终于被撤职了，作为中国文化有可能与西方沟通的代表者，怆然回国。在伦敦的三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怎么也舍不得他。
郭嵩焘回来以后没地方去，只能回家。一八七九年他终于回到了故乡。让人诧异的是，连故乡也彻底排斥他。上自长沙的巡抚，下至所有的官员对他完全不予理会。而且，长沙的街上竟然出现了“大字报”，上面写着，我们拒绝勾结洋奴的汉奸。郭嵩焘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郁郁寡欢，很快去世了。严复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一句是“惟公负独醒之累”——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只有他独个儿先醒了。这种“独醒”，必然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累。
在我看来，郭嵩焘事件不是外交事件，而是文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