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