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