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特殊功能和基本特点，决定了它在哲学的产生形成和演进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我们从西方出版的哲学史著作和有关专著中看到。西方学者往往把希腊哲学家们的灵魂说归之于“心理学”。这样归类实在太狭隘了，因为灵魂说决不限于心理学。这种归类反映了他们看待灵魂说的视界、思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阻碍了人们对灵魂说乃至对整个西方哲学的正确理解，因为我们很难把希腊哲人们的灵魂说限定于某一类知识学科。就柏拉图而言，他特别注重灵魂说的形而上的意义。
没有灵魂说就没有理念论。灵魂说是柏拉图的本体论、知识论乃至社会政治伦理说的重要论证依据。柏拉图的灵魂学说主要体现在他的《美诺篇》、《斐多篇》、《国家篇》、《斐德罗篇》、《泰阿泰德篇》、《蒂迈欧篇》等对话中。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灵魂说的内容就更加丰富复杂了。关于灵魂的学说应是他的自然哲学的一部分，也是他的第一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本体论还是知识论都与灵魂学说有关。亚氏的灵魂说又与他的政治学伦理学等实践学科密切相关，这些研究人的生存、行为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以灵魂说为基础的。亚氏的灵魂说贯穿于他的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既有经验的考察和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