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贯彻于整个封建唐朝最高统治者的主导行动中的。代宗大历初诏令更对商贾加税二等，从他们的户等即可知国家对其科责很重，商贾的差科当推于前列。
对商业实行强力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使统一大国内部必要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垄断。但是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上捉襟见肘，窘困之极，遂在江淮、蜀汉等地大肆掠夺富商。政府和地方长官不仅对商贾在诸道津要地方通过的财货课税，并对他们的买卖也加以课税，甚至税及死者，商贾受到严重苛剥。两税法实行之初，法令规定：“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第二年又“以军兴，十一而税商”，而社会普遍需要的如盐、茶、酒等物品，均由国家集中经营管理或实行专卖，限制商贾获利。而唐自贞元以来的“宫市”之犹，对商贾危害更大，使其受到勒索，抢-劫的情形十分严重。
朝廷对商贾在经济上的横加掠夺和政治上的肆意压迫，使他们的经济力量，很难有任何保障，甚至连富商大贾有时也不能幸免。如玄宗开元中，没收京兆富商任令方资财六十万贯，唐末富甲广陵的大贾周师儒，后也被封建官吏迫害得倾家荡产，凄惨不